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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周末读史】黄达回忆录:一个新生活的开端 进入解放区(上)| 忆旧纪年(十五)

2017-01-07 IMI财经观察

《IMI财经观察》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,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!本期奉上最新连载《忆旧纪年》,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。

黄达,1927年生于天津,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(1947-1948)、华北大学(1948-1950)和中国人民大学(1950-)工作,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、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、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、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。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、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,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,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。先后获得第二届“孙冶方经济科学奖”(1986)、首届“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”(2011年)、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(2013)以及第三届“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”(2014),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(教学)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。

本文是该系列第十五篇,原文刊载于《金融博览》。

一个新生活的开端:进入解放区(上)

1946年春,进入解放区。这应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。

1945秋冬之交,有一次打算即去即回的济南之行。没想到由于铁路交通问题,滞留济南数月。几个月不长,天津的政治形势变化很快:由于美军的傲慢,对于美军从欢迎变为厌恶;由于国民党大员以“接收”之名行“劫收”之实,从“盼中央”变为极度失望。朋友们劝我回津。1946年春节过后,在未通铁路的条件下,几经周折,我从济南回到天津。本来是沉浸在回家、回乡的快乐之中,但没有料到,刚一到家,母亲、二姐立即告诉我一个更大、更叫我振奋的消息:在1945年秋,那是我刚刚离开天津去济南的一天,大姐和大姐夫梁波,从“那边”派人到天津的家里叫我去根据地——共产党、八路军的根据地,平西根据地(记得在1946年初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依然还叫根据地,即延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叫法)。

过程颇有些像小说里的情节:一天,在我的一姑母家的大门外,有一个老农民蹲在那里许久许久。后来,门口的仆人觉得奇怪,问他找谁,他才说找我一姑母。当他确认见到的是我的一姑母,自我介绍他姓唐,叫他“唐老头”即可,并说明了来意:受我大姐和大姐夫的委托,接我去根据地。我不在天津,于是他留下了联系地址,说按地址找到他,就会带我到“那边”去。

真后悔去济南。从“8·15”之后,从天津到济南的火车,只通了一次,而我也正是挤上了那列火车。命运真是捉弄人。现在,回到了天津,但距“唐老头”来天津已经过了好几个月,去不去?没有经过过多的犹豫,决定去!其所以如此,回想起来,应是多方面的。

——从抗战前夜开始,接触了有关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介绍,并逐渐形成“那里”有一片美丽晴朗的天空和人间净土的想法,早已心向往之。大概这是决定去的“思想基础”。

——假如当时自己在北京大学工学院读书,很大可能是选择攻读学业而暂且不去解放区。读完大学,那时是排在首位的目标。

——那时,家境贫寒,主要靠我二姐的极其微薄的工薪收入度日。如果当时自己有一份多少稳定的工作,对于大姐和大姐夫的召唤也会有所犹豫。

——我不是那种敢于闯荡江湖的开拓型的人,但也不是一点也没有进入新天地探索机遇的欲望。在旧圈子中看不清前景的时候,也许就是这点点欲望给了我勇气……

我决定去。与二姐商量,她支持,并决定先不告诉母亲,也不告诉我的好朋友们。

带了一两件随身衣服,就起身了。“唐老头”留下的地址是北平阜成门外的一家煤厂。于是,我先到北平。在北平先去看了看我的七姑母,说是来北平找同学。下午,出了阜成门。阜成门外是一条一直向西的大路。土路,比较宽,在当时是应该称之为“马路”的路。没走多远,沿大路的两旁已经只有零零星星的人家。破旧的土房和路旁大片大片尚未长出庄稼的田地,以及很少行人,使人感到十分荒凉。好在不远处看到一家煤厂。坐落在路边,没有邻居,一圈用荆条围起来的几亩地,里面东一堆、西一堆,零零散散地堆着些煤块、煤末、煤球,靠近大路这边有两间矮小的土房。对着路边,荆条圈子有一个宽宽的缺口,可以进出畜力大车,就是大门。旁边戳着个木牌子,歪歪斜斜地写着煤厂的名字。再往前,路南路北,隔着百八十米就有一家这样规格的煤厂。向一家煤厂打听了一下,人家指点给我,再过几家煤厂,坐南的一家,就是我要找的。悬着的心落下了一半。好像还是走了好远,才找到那家煤厂。进到土房子里——那应该说是“办公室”吧,一眼看到的是几个壮年人、青年人,没有老头。壮着胆子,自报了姓名,说要找“唐老头”。其中的一个年轻人说:“唐老头不在,我是他的儿子,知道你这件事,今天天晚了,在这住一夜,明天带你‘进山’。”一切平淡的不能再平淡了。旁边几个人照常干他们的事,说他们的话,对我也没有什么惊异的眼光。天擦黑,其中一位汉子做了一锅菜汤,就着窝头,解决了晚饭。观察,这也是他们平常的饮食。很快,大家就在这间办公室兼厨房兼卧室的地铺上睡了。

第二天清早,唐老头的儿子,领着我出发。只叮嘱了一句话,有人问你进山干什么,就回答是办药材的。是否坐了西直门到门头沟的火车,想不起了。步行时,路上没有什么行人。走了一两个小时,在一个岔路口,有一个岗哨。路上的行人就我们两个,岗哨懒洋洋的,甚至没有打量我们一下。过了一小段路,唐老头的儿子说,前面没有岗哨了。就这么平淡地从国民党统治区走了出来,实在出乎意料。后来的两三年,天天接触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青年,每每讲起过封锁线,或多或少都有点惊险的经历,谈起来绘声绘色,显然都是终身难忘的。对比起来,总觉得自己进解放区的平淡经历有些遗憾。后来知道,我走的路线极少有人走,特别是通过我们党的“城工部(全称应是城市工作部)”关系从国统区出来的学生走的都不是这条路。

记得有好长一段路是沿着永定河走,走了好久,到了一个铁路车站。后来知道,那是日本人修了好几年也没有修通的丰沙线的一个车站,一个没有运营的车站。就近是个村子,叫三家店,车站也以三家店命名。那时,艳阳高升,应该是处于从早晨走向中午的中间时刻。远远望去,有个另一条铁路的小车站,有许多人正从一列车上下来。唐老头的儿子说,那是北平的大学生去西山看桃花。这是春的季节,至今的印象仍如昨日。“大学生”,这个词深深地刺痛了我,要不是一场大病打断了上大学的梦,我很可能也在他们那群之间,而不是为生活奔波了两年多之后,又在走向一条新生活的道路上远远地遥望他们……

接下来的路完全是沿着永定河向上游走,一直是上坡。可能是走到下午,过了河,到了一个山村——下苇店。这就是唐老头的家。唐老头,一位非常和蔼,但也看得出是久经历练深谙人情世故的老农。他跟我讲了头年去天津的过程,说在他家住着一位干部并把我介绍给他。他说明早会有人带我去“上面”——梁波和我大姐的驻地。

他有好几个儿子,送我来的是他的一个小儿子。儿子儿媳、孙子孙女,是一大户人家。有大大的炕,炕前是灶台,儿媳在灶台煮菜汤、贴饼子,小孩在灶台边爬来爬去,有时撒尿,有时流鼻涕,儿媳给孩子把尿、揩鼻涕,搓搓手继续做饭……

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农家,第一次形成什么是农家的概念。小的时候,大约四五岁,在父亲供职的矿区,一位在我家帮忙的矿工带我去过他们山村的家,但一点印象也没有留下。

第二天一早,记不起是位什么人,带我启程,说要途经上苇店,去涧沟——那是梁波的驻地。

这是我第一次“进山”。下苇店应该说是山脚,从这里开始往西,才叫真正的进山。在天津,极目四望,看不到一点山的影子。去北京,人们总要告诉你,快到北京的时候从火车上就会看到山。此前,四十年代初去过北京几次,总也忘不了望一望西山。这次,山,不只在面前,而且就要爬山了。出村,就是荒草凄凄蜿蜒而上的山间小路。攀登一段路程,山顶在望。翻过山顶,那一定是下坡路了。未成想到了山顶,才知道这个山顶不过是前面一座山的山脚。爬到前面一座山的山顶,眼前看到的是更高的又一座山……在我过去的观念里,是国画里的山:山的后面一定是一片像天津一样的一望无际的平原。在北京遥望西山,也是这样想的:翻过远远望见的西山,后面又会是所熟悉的平坦原野。但真正进了西山,才知道山是那么的“厚”。高高的山头,接着是更高的山头,爬了大半天,也不过只是在这座山的东坡上往上爬了一小段。往后,爬了许许多多的山,记不起在哪一次,也许是好多次,不由得想起《史记太史公字序》的一段:“二十而南游江、淮,上会稽,探禹穴,闚九疑,浮于沅、湘;北涉汶、泗,讲业齐、鲁之都,观孔子之遗风,乡射邹、峄;戹困鄱、薛、彭城,过梁、楚以归。”大意是太史公的胸怀和绝世的文化素养是与历游名山大川分不开的。但两者到底怎样地联系在一起,并无体会。能够在爬山时想起这段许多读书人熟知的论述,说明开始若有所悟,当然,只是“若有”,也算进了一大步。

编辑  程曦

来源  《金融博览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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